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
 张传亚梁中堂 |
本报记者：张传亚特邀嘉宾：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梁中堂
记者：从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愈来愈成为一件瞩目的事情。近些年来，人们又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放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
梁中堂：经济全球化是80年代那些从事国际经济政治研究的学者和国际社会的一些权威人士提出来的。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规范性地使用了这一词语。这一过程是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在美国之后，西方各国都纷纷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和拆除关税壁垒，放松资本进出口管制。这些国家的政策为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扫清了路障。10年前，纽约、伦敦、东京世界三大金融市场每天交易不足0．2万亿美元，到1997年日交易量达到1．2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推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过程。据资料统计，目前世界生产总值的1／3是由跨国公司创造的，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70％是跨国公司的资金，世界贸易的2／3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世界技术专利的80％是由跨国公司掌握的。
总之，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发展过程，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正常或不正常状态。准确地说，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记者：既然国家经济安全往往反映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通过拒绝经济全球化或许并不能获得国家安全。只有积极而审慎地加入这一进程，才可能获得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
梁中堂：不能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发达国家设计的陷阱。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由于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促成的，是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企业按照生产要素获得的条件寻求低成本的结果。尤其是信息通讯产业的发展和运输效率的提高，从时间和空间上缩小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减少了交易成本，使全球化成为可能。譬如，按1996年的美元计算，1930年从纽约到伦敦3分钟的电话费是330美元，今天只需要缴1美元。同时，世界贸易中的货物结构的变化和运输成本的下降也使世界经济全球化更成为可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计算，1990—1997年，世界出口产品中1美元货物的运输成本仅占2％。这样，欧洲的“空中客车”的零部件可以在意大利、德国、英国、比利时等许多个国家生产而在法国组装。美国的通讯卫星可以用中国“长征”火箭在中国的西昌发射中心被送上天，中国生产的阿尔法磁谱仪也可以放进美国的“发现号”航天飞机由佛罗里达州的航天中心飞入太空。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应在哪些方面注意安全，我国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哪些不安全因素？
梁中堂：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经济安全本质上是一个市场问题。一国经济不可能不在很多方面依赖国际市场，但在关键部门或行业应实行“自给原则”或建立必要的储备制度。美国强调避免在关键技术领域依赖外国，保持一定规模的战略储备，包括黄金、外汇、石油、粮食、铀、某些稀有金属、化工原料等。70年代“石油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都保有可供90天或90天以上消费的石油储备。此外，要在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制度上加强建设，防范风险。
从工业生产方面来说，我国的工业生产等级低，产品科学技术含量小，国内市场相对饱和，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1995年，我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总和折合美元是1527．77亿，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1549．51亿美元。其次，金融业隐含巨大风险。三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竞相贬值，对人民币压力很大。还有，国有企业改革严重滞后。
记者：您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防范风险和加强国家经济安全？
梁中堂：一是加强制度建设。我们在遵守相同的“游戏”规则的同时，还必须维护主权，防范风险。这就要求在加快同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加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有关法律法规方面的制度建设。二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十分重要。我国经济问题很多，集中来讲都是结构问题。三是加大经济改革力度。没有改革就没有经济的发展，而经济落后的国家永远处于不安全状态。四是加强监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很脆弱，制度上又很不健全，容易出现问题。要防患于未然，就需要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监测体系，加强监测，及早发现问题，及时防范。
（本栏照片为邓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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